第一章 導論
從唐末到宋代的大變革時期，發生了經濟重心的南移，和經濟、農業、科技的革命。這些新的發展促進了知識的普及和人們的創造力。這些新的發展促進了知識的普及和人們的創造力。因此頗多史家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宋代歷史的特色是：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強化，士大夫透過擴大的科舉考試而崛起。新興的士大夫支持新朝，與君主配合，達到政治相當穩定。同時，士大夫為了延續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採取的策略是置產，延名師教育子孫，和團結族人，共同努力。社會也因此安定。
政治和社會的安定帶來宋代在思想、文學、歷史、藝術、和科技各方面的偉大成就。儒學的復興促進新的思潮，而出現了理學。科技發明是空前的：無論在鋼鐵的生產，航海技術的突破，武器的革新，農業方面新品種的引進和灌溉技術的改良，都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地。
宋人處在東亞的多元國際關係中，大部分時期採取理性的對外政策。雖然北宋亡於女真，南宋亡於蒙古，但是宋人的高度文化成就有利於與少數民族的互動和民族融合。
第二章 新時代新君主的建國大業
五代在中國歷史上素有亂世之稱，宋建國於其後，重新統一了當時分裂的中國，並且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這是新君主人為的力量，還是客觀環境有以助成？本章從宋朝前三位君主的作為著眼，首先探討宋太祖為何沿襲五代遺風藉陳橋兵變奪國，並透過他對軍隊的統馭力以及他在兵變中所展現的道德形象，說明宋已結束了前一個時代武人擅權的問題，並為新時代建立了忠君的政治倫理。再描述宋太祖與宋太宗如何藉由收精兵、制錢穀、奪權柄等措施削弱地方，集權於中央；又如何從制度上分割相權，實現君主獨裁。史家習稱此政策走向為「強幹弱枝」，而這不但是強中央、弱地方，也是強君主、弱臣僚。宋太宗並以開科取士大量進用文人官僚，同時刊刻群書鼓勵文風。但是在皇帝世襲的繼承辦法下，太祖、太宗完成了制度，卻無法保證繼位君主有著和他們一樣的過人的精力、能力以及興趣，坐好皇帝這個位子。身為第三代君主的真宗，雖然也曾努力追隨先人遺規，最後卻只能靠著神道設教，用天書安慰自己，用聖文體現皇權。結果君主的權力便旁落在宰相與後宮手中，這讓我們看到在制度上要求專制的君主，在現實上的無力與無奈。
第三章 文人官僚與新儒學傳統的建立
追求獨裁的君主，需要官僚的支持與協助，宋朝以科舉制度進用官員，雖是承自隋唐，但也與太宗選定文治政策有關。宋朝皇帝並以殿試等各種制度，讓讀書人感受到他們的官位還有因做官而有的種種好處都來自皇帝。不過，政府雖以利祿誘人，經儒學教養的士人們卻在經典中培養出「以道自任」的襟懷與「以天下為己任」的自我期許。范仲淹正是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在他主導下進行的慶曆改革雖然並不成功，同時引發政治上惡質的黨派之爭，但是宋代的士風的確由此而振作。
儒家經典的研讀雖有利祿為誘因，卻也走出了學術的新方向。重建秩序是北宋儒學的主線，古文運動、慶曆興學甚至道學家們都關心，並參與政治革新的活動。不過相對於外王的政治事業，理學家更關心個人道德修養的「內聖」工夫。認為這才是建立安和有禮社會的根本。理學家從探索宇宙的本源著手，並肯定他們所推論出的萬物生成次序就是所謂的天理，聖人則根據這自然之理來制定人世之禮。他們相信透過儒家經典的學習與個人心性的修養鍛鍊，可以讓「天理」落實在每個人身上，從而實踐每個個人完全的人性潛力，建立一個「合理」的世界。所以他們雖然致力於學術，卻仍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
第四章 尋求改革之道
宋在政治體制上雖然建立了君主獨裁，一掃唐末五代以來的亂局，但在具體的社會經濟政策上，初時只是繼承唐末五代的制度而稍加補強，並未作整體性的檢討與處理。獨裁的君主靠著龐大的官僚群與軍隊，協助他統治帝國，為了餵養他們，君主向人民徵收兩稅、商稅，並且經營各種專賣事業，再利用運河將這些收入運到中央。
不斷增加的官員與軍隊人數，還有他們的開支，也就是所謂的冗官、冗兵、冗費，造成了沈重的財政負擔，也對社會經濟形成莫大的壓力。冗兵的出現與對外戰爭有關。至於冗官的生成，則是起因於宋代官制疊床架屋的做法。宋除了繼承唐代既有的官職體系，又承襲了唐末五代因應現實需要新增加的職官；而且為了維護君主獨裁而新設職官以求事權的分割與牽制。因此而引發的問題，在仁宗時期陸續浮現。雖有范仲淹所領導的慶曆改革力求人事行政的革新，但卻因為遭遇到舊官員們強力的抵制，而有如曇花一現。直到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相得，才針對社會經濟與行政體制作全面性的改革，史稱「熙豐變法」。但是王安石一方面加強生產，一方面裁抑兼併的改革方式，並未得到所有官僚的支持。新舊雙方不但在政治、經濟利益上有所衝突，在學術理念上更成對立之勢。彼此互相攻詰，鬥爭激烈。最後新法派雖然得到徽宗的支持，卻只能製造假象的繁榮，又遇上女真自東北崛起，汴京被攻陷，北宋就此滅亡。
第五章 多元的對外關係
從西元十世紀到十四世紀，東亞的國際局勢是多國並立，呈現多元的國際關係。中原的宋朝不再是唯我獨尊的天朝。從北亞和東北亞的契丹游牧民族及游牧兼農耕的女真民族，以及蒙古游牧民族相繼崛起，建立遼、金和元朝、與宋朝的漢族發生貿易，戰爭及和平的關係。遼夏金元四個政權造成中原的朝代更迭，對於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也促成了民族之間的融合。
宋遼間基本上是對等的兩國，在澶淵盟約締訂之後，和平相處。宋夏之間則戰和不定，與遼形成三國鼎立的形勢。三國都為了自身的利益，尋求盟邦，維持國際間的均勢。
十二世紀初，女真興起建國，十年之間，攻滅遼宋。至南宋和金的和議成立後，金朝成為東亞的霸主。這個地位於十三世紀中葉後為蒙古繼承，中原由外來的征服者達成統一。
第六章 軍事制度與武人地位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較全面採行職業化軍隊的募兵制的朝代。為了穩固政權，宋廷建立了相互制衡的軍事制度，以文武相制及將從中御的原則，來防範軍權的擴張。同時，為了強調讀書對治國的重要性，自仁宗開始，宋廷設置武舉來選拔軍事人才，但由於宋廷的實施方式，是重視謀略之學的測驗及以教育、訓練的方式培養才德兼備的武將，而缺乏實質有效的培養人才辦法，不但引起當時士人官員的批評，也促成武學的設置。
不過，武舉是士人在文科進士激烈競爭下受挫者的選擇，中舉的人雖然身為武臣，卻無意於軍中發展，多尋求轉換文官。而且當時的考試方式及社會價值觀，也將武舉人視為士人。這種武舉與武學的設計與發展模式，可以看出宋代文人社會所了解的武學知識，將武變成文的附屬品。
從宋廷編纂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軍事理論和指導戰爭的軍事百科全書《武經總要》，也可以反映宋人對武學的觀點。這部書共四十卷，除有理論、歷史、實務之外，更詳細調查記錄下邊防軍事地理與要塞的資料，及大量的各式兵器裝備的圖錄，可以體現宋代文人士大夫關心國防、掌握軍政、籌畫邊防、指導戰略及以文御武的事實。宋朝對於武學的了解既然如此，透過武舉所拔取的人，也以能側身士人為榮，顯示武人的政治與社會地位要低於文人一等。
宋代的武人，更由於宋廷實施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兩個基本國策而受到壓抑。自唐中葉以後，由於環境的變遷，武人的政治角色日益重要，文人階層也逐漸凝成，不過武人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不僅成為政局嬗變的主導力量，更是政權轉移、地方勢力興起的重要因素，新興的士人階層，在政治上淪為武人附庸的地位，但兩者的關係卻漸趨對立。
為了扭轉五代大將專兵的局勢，宋太祖推動杯酒釋兵權，解除大將兵權之後，更透過科舉考試，拔擢更多以文才仕進的新興士人，成為主導朝政的官僚。宋廷為了鼓勵士人讀書應舉，不僅有各項優惠學生與舉子的措施，並有不殺士大夫及宰相當用讀書人的遺訓，以及派遣文人出任領兵作戰的主帥。宋廷更在行政制度上，分散軍事主管的權力，推動兵將分離的辦法，使將不習兵、兵不習將，以及在士兵的臉頰、手臂或手臂上，刺上部隊的番號，使軍人成為社會上被歧視的一群人。在宋廷一連串措施下，武人受到歧視，地位遭到貶抑，當時人甚至認為，即使收復燕雲十六州，也不如在三年考試中考上狀元受到社會的推崇，難怪一般士人志在舉業，不在沙場。
宋代雖然因朝廷政策的實施，造成文武地位失衡的現象，但在現實環境中，又要依賴軍人武夫以衛社稷。為避免武人反彈，宋廷也有種種補償性的措施，如容許軍隊及軍官兼營及從事土地投資、經營商坊、店鋪等活動。在禮法的要求也比文臣來得寬鬆，如武官遭逢父母死亡，可以不必罷官服喪。這些作法，固然顯示宋廷在政策推行時有現實的考量，卻也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的多數人並不看重武人，加上如狄青、岳飛等知名武將遭忌的悲慘下場，更說明宋代是文武對立、武人地位低落的時代。
第七章 經濟發展與科技的進步
從唐末到宋代，經濟持續的發展，其內容是經濟重心的南移，貨幣經濟的出現，商業貿易的活絡，和都市與市鎮的興盛。同時，農業領域的成就有新品種的引進，耕作和灌溉技術的改良。這些進展減緩了人口增長的壓力。科技和工業的進步更是驚人。宋代發生了煤鐵革命，發明了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這些新的發明和發現增加了人們的知識，促進人們的創造活力。
宋代經濟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並沒有帶領中國到科學和工業革命。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對於科技的發展既有幫助，也有限制，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八章 城市發展與庶民生活
宋代由於國內外貿易蓬勃發展，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使商業快速成長，在全國各地紛紛興起或發展商業中心。此外，原有政治、軍事為主的城市，也相繼出現商業興盛的景象，這些城市彼此聯繫，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商業網。而這一發展與自北宋以來長期穩定和平、交通發達、商品稅收制度、農業及手工業產品的迅速發展、雇傭勞動合法化、農村剩餘人口轉向城市等因素，都有密切關係。尤其隨著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海外貿易興盛的南宋時代，江南的城市更有顯著的發展。
宋代由於人口往城市移動，形成幾個不同等級的城市，都城開封和臨安都是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鄂州、成都、泉州也是擁有五萬戶以上的城市，另外更為數眾多的是五千到五萬戶及一千至五千戶大小不一的城市。這些城市分佈遍於全國各路，並非集中於某一地區，顯示城市發展的普遍性。宋代商業發達，以往作為城市區劃和管理的坊市制，由於坊牆被毀，居民面街而居，沿街建屋，開放店面，使封閉的坊敞開了。同時，城市的範圍也不再限於城郭內。
商業活動吸引人口向城市集中，造成城內空間發展的問題，出現了城內街道和河道被侵佔，以及向城外擴展的現象。為了方便商旅與貨物運輸，宋朝也在城市改善交通，並增闢城門。這些景況，都說明城市原有擔負軍事政治上護衛角色與區隔城鄉的性質，已經明顯改變，反映中國社會經濟向近代發展的歷程。
市鎮的興起是宋代商業繁榮的另一個特徵。這些新興的市鎮，有的起源於鄉村中定期聚集交易的墟市，有些是位於鄰近城郭與交通要道的草市，更有一些因商業發展，有了固定的市街和長期的營業，朝廷因而在此徵稅。由於商業活動的多樣性，使宋代市鎮出現了城市衛星市鎮、生產型市鎮、轉運型市鎮及消費型市鎮等四種發展類型。這些市鎮多介於城鄉之間，雖趨近城市，但仍保有農村社會的色彩，因此吸引士大夫官僚、豪強地主、工商業者及農民居住，但隨著商業發展、市區擴大，沒有城牆的市鎮，成為城市與鄉村連成一體的中介地帶。
宋代城市和市鎮的發展特徵就是商業活動的頻繁，居民結構的多元化，形成城市活動多樣化，市民生活多元發展的文化風貌。像宋都城開封和臨安，住著各式各樣、各行各業的人群，交織來往，有各種娛樂表演、熱鬧的宗教文化活動，享受多樣的飲食。這種興味相殊、雅俗共存、多彩多姿的城市生活景象，和鄉間的儉樸、單調的生活，形成強烈的對比。此外，城市中同時是各種階級混雜、交融的地方，有利於各種社團發展，推動社會文化活動，如文人雅士在城市中聚會、休閒、社交和飲宴，組成各種名目的詩社，就是宋代社會庶民生活多元化最好的說明。
第九章 交通與貿易
宋代經濟發展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如農業的改良，使產品精緻化與商品化，工商業的發達，城市的興起、便捷的水運與陸路交同和完善的運輸管理制度，都是促進國內貿易活動與勃興的重要因素。在此發展下，兩浙的臨安府、江東的建康府、湖北的鄂州等地，都成長為區域經濟發展中心。
除了國內經濟活動繁盛外，宋朝與遼、夏、金、元長期南北對峙，不論基於經濟上南北物品交換的必要，或是宋朝作為政治運作的資源，都透過制度化的規範，使邊境貿易在榷場內進行。透過榷場進行邊境貿易，不僅利於財政稅收，也便於管理。因此，成為宋朝對遼、夏、金、元及大理貿易的主要形式。宋遼分別在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設經常性的榷場，與西夏則以保安軍、鎮戎軍為榷場。宋金的榷場則有盱眙軍、楚州的北神鎮、楊家寨、淮陰軍的磨盤、安豐軍的水寨、靈邱縣的齊冒鎮等地。宋與大理的榷場則以雅州、黎州、嘉州的銅山寨及邕州橫山寨為主。榷場貿易由官方主導，交易的方式及物品由宋廷掌控。由於利益歸於朝廷，宋朝又禁止若干與軍事國防有關的物品出口，雙方也曾因衝突關閉榷場，而阻礙南北物品的交流。不論為商機或取得物資，都衍生出走私貿易的蓬勃發展，這是兩宋長期存在的貿易現象。
隨著工商產品的發展及航海技術的進步，加上龐大的軍事支出，宋廷亟需開發新稅源。因此，發展海外貿易，不僅成為宋朝重要表徵，更是南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之一。宋廷在重要貿易港口，設置市舶司，專責推動和管理海外貿易，制定許多管理和規範的法令，並派官員主持祈風祭海的儀式，積極招徠外商，以活絡海外貿易。宋朝更隨時代與環境的差異，開闢了新的貿易港口及航路。當時二條主要對外貿易的航路，一是通往高麗和日本的東海航路，以密州、登州、杭州、明州、溫州和秀州、江陰、澉浦為對外貿易港口。一是通往南中國海及印度洋的南海航路，重要的港口是廣州。而泉州則是兩條航路的交會點，在南宋時期迅速發展成最重要的貿易港口。
由於航運的發達，使宋代的海上貿易，取代唐代以前陸路的絲綢之路，成為新興的發展方向。海外貿易的勃興，不僅使宋代經濟活動遠及東亞世界，更使中國由陸權轉向兼具海陸二面發展的國家。此外，由這些海港所推動的海外貿易，對中國東南地區的交通網絡和市場的擴大，以及農產的商品化等方面，均有著長遠的影響。
第十章 衝突與協調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與社會變動激烈的朝代。宋朝的政治雖然沒有其他朝代的激烈動盪，但由於重文政策的實施，使經由科舉入仕的士人官僚，關心國政、推動改革變法，卻由於政治立場與政見的歧異，形成黨爭。到南宋則由於對金和戰的爭議與皇位繼承問題相結合，成為引發朝政衝突和政爭的重要因素，這些政治衝突也是宋代政局不穩定的要素。
宋代的經濟與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也造成社會矛盾與衝突。這些衝突包括兵變、民變、商人的變亂和少數民族的叛亂等四方面。雖然叛亂的規模不如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和洪秀全，但卻是層出不窮，是中國史上變亂的高潮期。激發變亂的原因有由走私貿易引發衝突、土地兼併、賦役繁重、移民利益的矛盾、軍隊受壓榨等因素。從變亂的規模和時間看來，單由農民領導的叛亂案例不多，規模也不大，反而是由私販茶、鹽的商人所發動的叛亂最值得注意。商人長期從事販賣，奔走各地，與各地人民建立互利的關係，熟悉地理形勢，又擁有自衛武力，一但爆發變亂，不僅易於擴大聲勢，活動的時間和區域也比較大。此外，由大將如苗、劉、酈瓊所發動的兵變，則對南宋政局構成嚴重的威脅，也是政治不安的因素。
在政治社會的變動中，由於宋與北方的遼金政權對峙，出現了中原百姓反叛新統治者而南下的歸正人，及由於經濟環境變動迅速、競爭激烈，在都會區出現不少依附於繁華社會的下層民眾，如乞丐、奴僕與技藝人等，成為當時政治社會環境下的邊緣人。這中間以南宋與金、元對峙時期的歸正人最為典型。
歸正人是在北方殘破，受新政權壓榨或苛擾，以及響應宋廷號召而南下歸宋的。他們雖享受到宋廷的各種優待，但處境與宋金和戰變化而有不同，有的並不被宋人信任。由於宋金和戰政策丕變，南北地域觀念以及他們南下動機和觀念的轉變，影響宋廷與歸正人之間的互信，激起他們叛宋投蒙，並成為蒙古亡宋的重要憑藉。在宋代經濟繁榮和城市發展的同時，也出現為數眾多的娼妓、乞丐、技藝人等社會底層人物，這其中，娼妓與技藝人雖有貧富之別，但他們和乞丐、流民、奴僕一樣，都是身份低賤的社會邊緣人。
宋代的政治與社會，雖然有著種種矛盾與衝突，但朝廷與社群乃至個人，也透過制度或非制度的安排，做了許多改善和促進和諧的工作，如在政治上宋廷是以緩和漸進的方式推動變革，以降低阻力，到南宋，允許地方武力存在，也以言官作為調和政局的角色。這些做法，都是與時俱進，順應環境而修正政策，目的就是要避免衝突。而更多士人在推動全國性變革受挫後，轉而關心鄉里事務，由士人群體甚至與地方政府合作，致力於社會福利工作。如社會義役、義莊、賑饑、施藥乃至經界、推排的方式，杜絕富家兼併，以及由官府出面協調、仲裁，以化解糾紛，目的都在化解社會的對立。
總之，由於宋代政治的包容，制度性的救濟政策，和由富人知識分子共同組成的救助團體，發揮互助精神，改善貧富不均，消弭衝突，促進社會與政治的和諧。
第十一章 地方社會的組成
宋代實行強幹弱枝政策，將軍政大權集中於中央，削弱地方武力。但是因應國防和地方實際的需要，必須利用地方的勢力。南宋時修改強幹弱枝的政策，允許地方武力的成長，在加強國防和地方的保障方面，很有貢獻。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武力既利用也限制，但是無力做到完全的控制。
同時，新興的士大夫關心和提升家鄉裏家族的利益，紛紛在家鄉置產，並且強化家族成員的團結。在地方上也投入公益事業。婦女在家族中的角色重要，她們的地位並不像以前學者主張的那樣低落。
儒學的復興和排佛影響到佛教的儒家化。佛教和道教在宋代都廣受社會大眾的歡迎。尤其彌陀淨土的信仰成為佛教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