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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
 一、明清官書與檔案
 二、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
 三、日本統治時期檔案
 四、國民政府時期檔案
第二章 荷、西據臺
 一、荷蘭入據臺灣
 二、西班牙佔領臺灣北部
 三、濱田彌兵衛事件
 四、鄭芝龍與荷蘭關係
 五、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
第三章 荷、西的統治與經營
 一、荷蘭對原住民的統治
 二、荷蘭在臺的主要經濟活動
 三、荷蘭對漢人的壓迫與郭懷一事件
 四、西班牙人在北部的傳教活動
第四章 明鄭政權的建立與衰亡
 一、鄭成功驅逐荷蘭人
 二、鄭經繼位的動盪
 三、鄭經與清朝的戰與和
 四、清朝實施遷界與招降明鄭將士
 五、明鄭的滅亡
第五章 明鄭時代的經營
 一、行政設施
 二、土地的開發與移民
 三、文教建設
 四、對清的走私貿易與對外貿易
第六章 清代前期的統治
 一、臺灣棄留爭議
 二、府縣的設置與調整
 三、特殊的軍、政措施
 四、限制人民渡臺
 五、降低賦稅
 六、對原住民的治理
第七章 經濟的發展
 一、土地的開發
 二、水利的興築
 三、港市與商貿活動
第八章 社會衝突與社會組織
 一、抗官事件與分類械鬥
 二、保甲組織
 三、商業及其他組織
第九章 開港與涉外事件
 一、開港通商
 二、羅妹號事件
 三、牡丹社事件
 四、法軍侵臺
第十章 建省前後的建設
 一、沈葆楨的經營
 二、臺灣建省與劉銘傳的建設
第十一章 乙未割臺與臺灣民主國
 一、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
 二、臺灣民主國的建立與瓦解
 三、日本以軍政武力完成全臺接收
第十二章 對日本殖民統治建立的抵抗與屈從
 一、臺灣總督府殖民統治體制的建立
 二、統治策略的文明現代性與專制武斷性
 三、前期武裝抵抗時期的抗日運動
 四、臺灣總督府的籠絡安撫策略
第十三章 殖民統治的強化與步入總體戰體制
 一、殖民教育制度的確立
 二、田健治郎與內地延長主義
 三、「戰間期」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
 四、戰爭時期步入總體戰體制
第十四章 剝削與開發—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
 一、再開港通商
 二、基礎的整備—貨幣改革
 三、米糖雙軌的殖民地式經濟
 四、工業化的先聲—嘉南大圳與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五、戰時體制下的經濟發展
第十五章 中臺關係演變與戰後接收
 一、抗日戰爭爆發前中臺關係的幾個側面
 二、國民政府對於收回臺灣的宣示與準備
 三、日本戰敗與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四、國民政府眼中的二二八事件
第十六章 從反攻復國到革新保臺—外交與兩岸關係
 一、蔣中正復行視事與反攻復國政策的宣示
 二、臺灣地位問題
 三、虛無的反攻神話
 四、蔣經國繼任與革新保臺政策
 五、李登輝時期的務實外交與兩國論
 六、政黨輪替後的兩岸思維
第十七章 威權體制與白色恐怖
 一、戒嚴體制的確立
 二、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三、黎明的前奏曲─白色恐怖時代的自由民主運動
 四、衝破黨禁
 五、戒嚴的解除
第十八章 開發獨裁典範—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
 一、接收與破產
 二、基礎重整與對農村的榨取
 三、美援
 四、工業起飛
 五、邁向重化工業
 六、經濟自由化與農民的「無米樂」
書封面
第一章 導言
  本章說明課程開設主旨並介紹攸關臺灣史研究的主要官書與檔案史料;介紹內容包含四大類:
  一、明清官書與檔案,其下復分官書、方志、明清檔案等三目。官書以明清二朝正史及實錄為主;方志則以福建省及臺灣方志為主;明清檔案則包含: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故宮博物館藏檔案、清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淡新檔案、劉銘傳撫台檔案等五目。
  二、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簡介其檔案保存狀況及漢譯情形。
  三、日本統治時期檔案,下分: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書類、臺灣總督府舊縣廳檔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等五目。
  四、國民政府時期檔案,主要介紹國民政府時期臺灣省政府所屬各單位檔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典藏的「臺灣特檔」。

第二章 荷、西據臺
  歐洲人在西元十五世紀末,發現新航路後,就紛紛到遠東來尋找殖民地。十六世紀末,荷蘭在海上發展突飛猛進,為尋找與中國貿易的據點,曾兩度佔領澎湖,於明天啟4年(1624年)轉佔臺灣南部,建立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作為其在臺的行政貿易中心。荷蘭佔領臺灣南部後,西班牙人為與荷蘭對抗,於天啟6年(1626年)進佔臺灣北部。
  荷蘭佔領臺灣南部初期的競爭對手,主要有三:日本商人、鄭芝龍為首的漢人海盜與官商、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荷蘭對日本人的辦法是抽稅,為此曾引起濱田彌兵衛事件;對鄭芝龍等漢人海盜、官商,則視情況合作或攻擊,以維持中國貨品至臺管道的暢通,為此曾與鄭芝龍所率領的明朝軍隊爆發料羅灣海戰;對於西班牙人則一直企圖將之逐出臺灣,明崇禎15年(1642年)終於達成願望,領有全臺。

第三章 荷、西的統治與經營
  荷蘭對臺灣的統治和經營,約可歸納為以下幾項:
  (一)控制與教化原住民
  要求被征服的原住民簽下條約,獻出土地,接受荷蘭統治;命令原住民各社選出長老,每年集會一次,執行荷蘭當局宣布的政令;極力傳播基督教,以教化原住民,穩固統治的基礎。
  (二)招募漢人發展農業
  吸引漢人移民來臺開發土地和開展農業,使臺灣米、糖等農產品產量,不僅能供本地之需,且可大量外銷,為荷蘭人賺取可觀的收入。
  (三) 拓展國際貿易
  將臺灣視為其在亞洲的重要國際貿易轉運站,一方面自中國購進絲綢、瓷器、藥材等,經由臺灣,轉售至日本及歐洲各地;另一方面,自南洋購入香料、胡椒、琥珀、鉛和錫等,經由臺灣,轉售至中國。此外,荷蘭人亦將臺灣所產鹿皮、糖販售到日本,米輸往中國。
  (四)嚴格限制漢人
  在政治社會方面,嚴禁漢人私藏武器、自由集會、與原住民私自交易,並且規定娶原住民女子為妻的漢人須改信基督教,否則強制離婚;在經濟上,徵收各項苛捐雜稅。這種苛政與苛稅,致使漢人忍無可忍,於明永曆6年(西元1652年)爆發郭懷一事件。
  西班牙在臺期間,其發展東亞貿易的目標並未達成,然在傳播天主教方面,則有相當的成果。

第四章 明鄭政權的建立與衰亡
  荷蘭領臺末期,中國明、清鼎革。許多效忠明朝的漢人,投身抗清運動。其中,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據有廈門、金門一帶,自明永曆元年(清順治4年,1647年)起,轉戰中國大陸東南沿海10餘年。永曆14年(1660年),鄭成功鑒於反清復明大業非短期內可以實現,因此決定攻取臺灣,做為長期抗清的基地。次年春天,鄭成功攻臺。經過九個月的圍攻,荷蘭人終於在永曆15年12月(1662年2月)離開臺灣,計荷人在臺共有38年。
  鄭成功光復臺灣後,次年即因病逝世,其子鄭經繼位。明永曆27年(清康熙12年,1673年),清平西王吳三桂起兵反清,「三藩之亂」事起。鄭經應耿精忠、吳三桂之約,率軍西征。隨著三藩的失敗,明永曆34年(清康熙19年,1680年),鄭經放棄東南沿海島嶼,退守澎湖、臺灣。次年,鄭經去世,權臣馮錫範等設計殺害鄭經長子,擁立年僅12歲的次子鄭克塽,導致臺灣政局不穩。清廷於是在康熙22年(1683年)命施琅率兵攻臺,在澎湖大敗鄭軍。鄭克塽見大勢已去,向清朝投降,結束鄭氏在臺灣的23年統治。

第五章 明鄭時代的經營
  明鄭對臺灣的經營,大抵可分為以下四方面:
  (一)劃定行政區域
  鄭成功入臺後,將普羅民遮城改為承天府,下設天興縣及萬年縣,以東都稱全臺。鄭經繼位後,改東都為東寧,將天興、萬年兩縣升格為州,並在南、北兩路及澎湖設安撫使。
  (二)移民拓墾土地
  為解決糧食匱乏問題,明鄭入臺後,即積極從事拓墾;為增加勞動力,除實行命軍隊屯墾外,搬遷將士眷屬及招納沿海居民來臺。
  (三)從事文教建設
  鄭經在陳永華的建議下,興建孔廟,設置學校,並且開科取士,為臺灣漢人文化的發展奠下基礎。
  (四)拓展貿易
  為突破清朝海禁、遷界等經濟封鎖,一方面設法打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走私貿易;另一方面大力拓展對外貿易,以改善臺灣物資缺乏的現象,並賺取利潤。當時對外貿易對象包括日本、英國及南洋各地,其中與日本貿易最為繁盛。

第六章 清代前期的統治
  清朝攻下臺灣後,朝廷對於臺灣的棄留,曾有一番爭議。最後,基於東南沿海國防安全,在不增加中央政府財政負擔和不增加兵員人力的前提下,才決定將臺灣納入版圖,設立府、縣。其後,隨著治理的須要,陸續增設縣、廳,至臺灣開港前夕,計設有一府(臺灣府)、四縣(臺灣、鳳山、諸羅、彰化縣)、三廳(淡水、澎湖、噶瑪蘭廳)。
  清朝雖將臺灣納入版圖,但卻對臺灣防範甚嚴。在政治、軍事方面,制訂許多特殊措施,如官員任期甚短、實行班兵制度、不准臺灣人在臺入伍當兵、不許臺灣建築城垣等;在人口控制上,則限制大陸人民渡臺、渡臺者不准攜帶家眷等。在政治、軍事、社會嚴加防範的同時,在賦稅方面,清朝則採輕租薄賦政策,以示懷柔。這對當時臺灣的經濟方展,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清朝在臺灣所面對的族群,除漢人外,尚有原住民。對於高山族原住民,清廷的辦法是設立界線,禁止漢人進入。對於平埔族原住民,清初沿襲荷、鄭舊法,設置土官、社商、通事。其後,鑑於通事、社商的舞弊,革去社商、整頓通事,但直到清末,通事之害仍然未能盡除。另外,在林爽文事變後,清廷各地設置「番屯」,運用平埔族原住民的力量來維持地方治安並防範高山族原住民。

第七章 經濟的發展
  清代前期臺灣新闢的土地,依其所有權而言,可分為兩類:官府所有的「無主地」及平埔原住民所有的「熟番地」。要開墾無主地,須按一定程序向官府申請,取得墾照或墾單。熟番地原本不許漢人承租開墾,直到雍正2年(1724年)才開放。至於開墾的模式方面,由於開墾須大量資金,因此合股開墾的情形相當普遍。另外,當時土地開墾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種植水稻,因此水圳興築與土地開墾互為表裡。當時的大水圳,有彰化的八堡圳、台中的貓霧圳、台北的瑠公圳、高屏地區的曹公圳。
  清代臺灣對中國大陸輸出米、糖等農產品,輸入日常生活所需的手工業產品,兩岸貿易非常興盛。這可由當時台南、鹿港、艋舺等重要港市中,從事貿易之商人組織—「郊」的出現,略窺其盛況。

第八章 社會衝突與社會組織
  清代臺灣由於吏治不良,胥吏、差役苛政需索,漢人移民結拜風氣興盛等因素,時常爆發抗官事件,其中規模最大的三次,是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另外,漢人移民的不同群體間也常發生分類械鬥。這些社會衝突事件,反映出當時官方社會控制力薄弱,公權力不彰的情況,對當時臺灣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均有極為不良的影響。
  清代臺灣政府組織編制較小,社會秩序的維持須借助於民間,加上社會衝突事件頻傳,因此政府極力推動保甲組織。民間自行結合的社會組織也相當多,例如在商業方面,有「郊」的組織,各立公所,各訂郊規,以維持商業秩序及協辦地方公共事務;又如,為對父母盡養生送死之孝心,且患難相扶持,結盟成立「父母會」等。這些官方與民間的社會組織,在臺灣開發的過程中,都發揮相當的功能及安定社會的力量。

第九章 開港與涉外事件
  咸豐8年(1858年),清廷與英、美、法、俄簽訂天津條約後,陸續開放臺灣、滬尾、打狗、雞籠為通商港口,臺灣遂再度進入世界經濟市場。
  臺灣開港後,隨著外國商人大舉前來貿易,船難事件頻傳。同治6年(1687年)美國船羅妹號在臺灣南端發生船難,引發清朝政府、美國與原住民間的複雜關係。同治10 年(1871年)琉球漁民的船難事件,導致日本出兵臺灣—牡丹社事件。在列強的調停下,日本雖未能達成其武裝殖民南臺灣的目的,但卻得以併吞琉球,成為此後一連串向外侵略的先聲。
  光緒10年(1884年),中法戰爭波及臺灣。法軍在進攻淡水失利後,下令封鎖臺灣,對臺灣造成相當大的損害。

第十章 建省前後的建設
  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積極建設臺灣,重要的政績,除加強防務、引進機器採礦外,尚有以下三項:
  (一)開山撫「番」
  為解決屢次引發外交衝突的「番」害問題,沈認為須開山與撫「番」同時進行;而為落實撫「番」工作,沈奏准清廷解除前此對臺灣的一切禁令。
  (二)振勵民氣
  為收攬民心,提倡忠義,鼓勵士氣,沈奏准追諡鄭成功,並予建祠祭祀。另外,也加封嘉義城隍、安平及蘇澳海神,期以宗教力量勵正風俗人心。
  (三)調整行政區劃
  為改善當時臺灣地方行政組織的疏漏,沈大幅調整臺灣行政區劃,奏准增設臺北府,淡水、新竹、宜蘭、恆春縣,基隆、埔里、卑南廳。
  法軍侵臺後,清朝更重視臺灣,將臺灣升格為省,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劉大力建設臺灣,主要的政績有:
  (一)整頓財政
  除清丈田園、改革田賦外,還整頓各項稅收,並發行銀幣。
  (二)調整行政區劃
  分三府、一州、十一縣及三廳。臺北府轄淡水、新竹與宜蘭三縣及基隆廳;臺灣府轄臺灣、彰化、雲林與苗栗四縣及埔里社廳;臺南府轄嘉義、安平、鳳山、恆春四縣及澎湖廳;後山地區則設臺東直隸州。
  (三)交通建設
  除興築鐵路外,還架設電報線,創辦新式郵政、新式航運等。
  (四)新式教育
  創辦西學堂與電報學堂。
  另外,劉銘傳為強化臺灣防務,設軍械機器局,生產槍砲彈藥;在各地修建砲臺並購置兵船;整頓軍隊,改用洋槍及西式訓練。為發展實業,設商務局、礦務局,並興修水利工程,獎勵茶、樟腦等輸出。對原住民地區,則大力進行撫、墾工作。在劉銘傳的各項建設下,臺灣成為當時中國先進省份。

第十一章 乙未割臺與臺灣民主國
  從世界史的角度而言,甲午戰爭對東亞傳統的國際秩序施予致命一擊,傳統視為天朝體制中心的中國,因為此戰權威崩落,日本則以近代強國的新姿態震驚世界,造成中日兩國的國際地位逆轉,其造成的政治、領土板塊的衝擊,影響持續至今日。現在臺灣、朝鮮半島的歸屬問題,日本、中國及兩韓之間的敵對關係,其中的陰影都是來自甲午戰爭所投射造成的。另一方面,就中日關係史的角度來看,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在近代化道路上的決定性分歧點的戰爭,日本成為歐美帝國主義的成員之一,步上帝國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對鄰近諸國造成壓迫。中國則與其相反,清末的洋務運動顯露破綻, 進而摸索新的變革途徑。對在夾縫中的臺灣而言,更是曲折歷苦命運的開始。
  甲午戰爭主要戰場發生在東北,臺灣人始終不明白為何會被捲入其中?即使清朝代表李鴻章力爭「臺灣日軍並無佔領,萬無割讓之理。」但是在乞和心態形勢所逼,縱使各地反對割臺聲浪不斷,清朝政府仍簽下馬關條約。臺灣人只能徒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從此開啟未來五十年的殖民命運。
  事實上,日本自德川幕府以來,即有佔領臺灣等南方島嶼之倡議。19世紀末期,不少日本知識分子在脫亞入歐思想傾向下,主張仿效列強帝國主義,佔領臺灣之土地,役使並同化臺灣人民。反映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對外拓張之野心。同治末年(1874)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臺灣事件),未能使日本如願佔領臺灣,馬關條約正是完成其未遂之志。日本派有豐富臺灣經驗的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率領軍隊來臺接收。
  為企圖從日人搶救臺灣,臺灣士紳與以唐景崧為首的清朝官吏在外交設計著眼,成立了「臺灣民主國」,並用武力以抵抗來臺接收的日軍。但是此抵抗力量相當微弱,領導者相繼棄臺內渡,「臺灣民主國」實際存在前後共計只有14天。至1895年10月,日軍瓦解南方劉永福的抵抗勢力,始完成日軍佔領臺灣的任務。

第十二章 對日本殖民統治建立的抵抗與屈從
  日本自 1895 年 6 月據臺,至 1898 年 3 月止,共啟用過三任總督,從樺山資紀、桂太郎到乃木希典,其等的主要施政是以軍事行動來鎮壓抗日運動,並輔以一些綏撫民心的工作,尚未有建設的績效。而自 1898 年 3 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就任起,任用後藤新平為民政長官,由於兒玉多不在臺灣,故許多政策實際由後藤擬定、執行。在後藤的「生物學政治」統治哲學為核心下,落實日本對臺殖民政策的「文明現代性」與「專制武斷性」的多重特性,使臺灣在清代所建立的近代化基礎上,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但如同歷史所示,國家權力不輕易自發性自行削減,臺灣總督集行政、立法、軍事的專制權力亦不例外,始終沈重地施壓於臺灣人民身上。因此產生「現代化奠基者」與「殖民統治者」的相對化及脈絡化的認識評價。
  另一方面,臺灣人以被征服者的抵抗不曾間斷,臺灣的抗日運動除了臺灣民主國的抗日運動(前期武裝抵抗的第一期)外,還有由民間的所謂「義民」的抗日運動,由於性質近於綠林草莽,日人則稱為「土匪」,隸於前期武裝抵抗的第二期,從1895年的年底持續至 1902 年為止。其中較著名且具規模者,就是「獅虎貓」的抗日運動,即是洪月樵在《瀛海偕亡記》中所稱:「臺北簡大獅、臺南林少貓、中路柯鐵虎,不約而同,各建旗鼓,謂之三猛。」前期武裝抵抗第三期,包括自 1907 年的北埔事件起,到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則是在日本統治確立後,以日本資本向臺灣擴張掠奪土地為背景,一連串的抵抗日人殖民地基礎工事的反抗。其中較為特殊者,為羅福星的抗日活動,由於羅是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會員,與中國民族主義有明確的關聯。
  相對於統治者方面,中央政府與臺灣總督府之間的立場未必一致。日治之初,臺灣人民對日本人的統治,態度亦非一致,有抗日的抵抗派,也有協助日人剿平「土匪」的歸順派,形成抵抗與屈從的不同情況。臺灣總督府透過籠絡與安撫的策略,部分臺灣人成為統治的「協力者」,配合基層的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等,達到對臺灣社會的控制。

第十三章 殖民統治的強化與步入總體戰體制
  日本在臺灣五十年間的統治過程,逐漸是往「一視同仁」、「內臺一如」、「臺日一家」的同化主義政策邁進,可視為廣義的皇民化運動,特別是在教育的分野所進行的漸進式改革,格外地明顯。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在教育史上,概以臺灣教育令之發布作為分期。第一期是臺灣教育令發布前(1895∼1919);第二期是第一次臺灣教育令時期(1919∼1922);第三期是第二次臺灣教育令時期(1922∼1941);第四期是國民學校令時期(1941∼1945)。第一次臺灣教育令明確規定教育目的要以日本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的精神,培養“忠良國民”。這就將臺灣的教育完全納入了日本的教育體系, 並確立了完整的殖民教育制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1918 年,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的期間,可以視為「戰間期」,其斷限正好是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二階段。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潮流趨於殖民地解放與民族自決,臺灣亦受時代影響,於 1918 年開始有六三法撤廢運動,而日人為統治順利亦大倡同化主義政策,趁第 7 任總督明石元二郎病逝之機會,任命田健治郎繼任,開啟臺灣文官總督時代,自此後積極推行「內地延長主義」,故此第二階段或稱為「同化政策時期」。然而六三法撤廢運動後來轉型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20 年代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逐漸蓬勃發展。相較前期武裝傳統性抗日運動,此時期的政治運動則是帶有非武裝、近代型抗日運動之色彩。臺灣人訴諸民族主義,爭取合法的權利,展開長期抗爭。其中以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眾黨的活動,三者最具代表性。
  相對於廣義的皇民化運動,狹義的皇民化運動,則是泛指七七事變後,臺灣總督府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而同時,1937∼1945 年,正是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三階段,因而此一時期通稱「皇民化時期」。此一時期臺灣進入所謂總體戰體制(戰時體制),而自第 17 任總督小林躋造開始恢復武官總督時代,正體切反應此種局勢。在日本帝國的對外侵略戰爭中,臺灣社會整體被動員參與,不僅物資,人員亦是,直至戰爭結束。

第十四章 剝削與開發—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
  即使臺灣在 1860 年代便已開始國際化,透過茶、糖、樟腦等商品的外銷而與歐美國家有貿易往來。然而由於貨幣、度量衡的不一致,道路、港灣建設的落後,法律規定不夠周延,以及行政效率的低落,所以只能算是前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日本而言,其所以攫取臺灣作為殖民地,目的在謀求經濟利益,因而臺灣的資本主義化對於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展甚為重要。不過日本治臺之初,其本國資本主義尚未臻至成熟,並無餘力在殖民地投資發展。因此,臺灣不但不是其資產,反而是負債,日本政府須撥予大量財政補助方能平衡收支,也因而出現臺灣「賣卻論」之議。然日人為了躋身列強之林,證明其有經營殖民地的能力,乃決定以臺灣為試金石。在母國無足夠財力、技術投資殖民地
之下,臺灣總督府出面扮演火車頭角色,帶動經濟發展。
  大致說來,日治 51 年的經濟發展,可分為兩階段:1895∼1930 年間,採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1930 年代後,改採工業化政策,而發展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模式。在第一階段中,總督府為強化對臺統治與創造產業發展條件,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改革與基本建設的推動投下極大人力、物力,並獲致可觀成果。在社會經濟制度層面,主要工作有土地調查、土地改革、統一度量衡與貨幣制度等,目的在創造有利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條件;在基本建設層面,首重交通,藉由鐵、公路鋪設與港口修築,提供產業發展的基本條件。至於農業投資方面,總督府採取米、糖並重政策,發展出以米糖為核心的殖民地式經濟。隨著臺灣統治漸上軌道,日本資本家相繼來臺,配合總督府政策,展開對臺灣經濟的剝削與開發。由於米、糖的成長迅速,臺灣成為日本帝國南方的寶庫,大量米、糖銷往日本,一方面彌補日本農產品的不足,一方面增加臺灣人民的購買力,使臺灣成為日本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
  1930 年代以後,受到政、經因素的影響,臺灣開始走向工業化。經濟上,此時臺灣農業發展已達飽和狀態,而日本的米、糖需求可藉由自足以及廉價爪哇糖供應,加上本國工業大有進步,可對臺進行工業移民創造更大利潤。政治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逐步走向戰爭,因而必須變更總體產業政策,一方面結合殖民地資源,形成分工、互補體系,隨著國內產業升級,將某些次要產業移至外地生產;一方面配合南進政策的展開,臺灣從帝國南端的邊陲地,一躍成了南進基地,欲稱職扮演這個新角色,必須加速工業化,於是改採工業臺灣,農業南洋政策,以達到平時可供應工業品給華南、南洋等地,戰時亦可達到某種程度的自給自足,不致因為日本本土供應不足而發生經濟危機。1930 年代,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先後完工,電力充沛,電價低廉,為工業發展鋪下坦途,與軍需有關的輕、重工業,如鋼鐵、機械、化學、煉鋁等迅速發展。1919年時,農工產值比例為 1.4 比 1,1939 年,工業產值已超過農業,1940 年達到農業產值的 1.14倍,1944 年的工業生產額更達到 7 億圓的高峰。

第十五章 中臺關係演變與戰後接收
  臺灣自甲午戰敗割讓予日本,成為日本之殖民地,但是臺灣與對岸的中國大陸自古就有緊密之關係,縱使日本對中臺經濟、交通等關係設有限制,但受世界潮流與地緣關係等因素影響,臺灣與對岸在日治時期,仍維繫相當程度之關係。明、清以來以廈門為主的內地與臺灣來往管道,到了日治時期增加一繞道日本的途徑。
  由於近代中國適逢歷代未有之激烈變局,自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發展脈絡可以兩條線性作為解釋,一是民族主義的發展與現代性民族國家的建立;二是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化,納入世界經濟與國際秩序體系之中。近代中國這兩條線性發展,與日本有深刻的關聯,臺灣雖然地處邊陲,亦難脫中日臺的三角錯雜關係架構之外。
  甲午戰爭戰敗,對於中國刺激頗大,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的富強成為中國學習的典範,不論是改革派或革命派都與日本有密切關係,間接促成其等重要人物如孫中山等人與臺灣產生淵源,甚至發揮影響力。由於日本發展大陸政策,使得中日之間關係不斷惡化,相對地也強化中國的民族主義,最後導致抗日戰爭爆發。民族主義對外表現便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遂主張要廢棄馬關條約,收回臺灣,此一要求主張經開羅會議等更形強化,至日本戰敗後遂派陳儀來臺接收,結束日本之殖民統治,稱之為臺灣光復。
  由於日本在臺殖民存有「剝削」、「開發」之一體兩面,在現代化的基礎建設上,相對於中國內地進步甚多。戰前主持閩政的陳儀,即受臺灣經驗之影響,戰後來臺之施政,因襲日本之統治模式,激發臺民不滿,終導致二二八事件之發生,國民政府以叛亂事件視之,派兵來臺鎮壓,釀成歷史悲劇。

第十六章 從反攻復國到革新保臺—外交與兩岸關係
  1949 年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翌年3月蔣中正宣布復職;未幾,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艦隊巡弋臺海,並提供軍、經援助。 1954 年兩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進一步保障臺海安全;其後數度的高層互訪與聯合公報的發表,臺灣的外交路線明顯親美。在美國支持下,維持聯合國常任理事身分,並與多數國家建交。對於毛澤東的偽政權,則時時以反攻大陸的使命提醒與教育百姓,並採取漢賊不兩立式的外交政策,拒絕與承認該政權的國家往來。
  1970 年代,由於美國急欲從越戰的泥淖中脫身,加上聯中制蘇的外交思考,使得尼克森繼任總統後,便逐步向中傾斜。1971 年,臺灣代表被逐出聯合國,此後的外交局勢有如江河日下; 1978 年,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亦與臺灣斷交。在此情勢下,蔣經國不得不調整兩岸與外交策略,彈性使用對外稱呼,如 1981 年與國際奧會達成協議,中華臺北成為此後臺灣參與國際賽事的名稱。同時,反攻大陸的口號也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所取代。雖不放棄統一的目標,但已採取務實的革新保臺思維;儘管堅持三不政策,但解嚴後則開放了大陸探親。
  李登輝執政初期,仍持續蔣經國路線,成立國統會,分階段完成統一。不過隨著憲法修訂,國會全面改選,法統問題不再,故在任期最後,進一步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讓中、臺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2000 年初次執政的民主進步黨,雖然在野時具有鮮明獨立色彩,惟鑑於國內民意仍然分歧,加上國際間對於兩岸關係穩定的期盼與壓力,因而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公開宣布「四不一沒有」,對中國釋出善意;2004年連任成功後依舊重申前調。然而中國並未善意回應,不僅增加對臺飛彈數量,且企圖以「三光」策略全面封殺臺灣外交空間,更在 2005 年 3 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為武力侵臺塑造法律正當性。只是這些措施徒然造成兩岸間的民族情感益形疏離,兩岸間未來的發展,正考驗著兩國領導人與人民的智慧。

第十七章 威權體制與白色恐怖
  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將二次大戰時期在大陸頒行的「國家總動員法」施行於臺灣,限制人民的新聞、言論、出版、講學、集會、結社等自由。其後大陸戰局逆轉,蔣中正派遣陳誠來臺預作準備,於 1949 年 5 月 20 日頒布戒嚴。未幾,中央政府遷臺,蔣中正復職後,憑藉戒嚴體制實施威權統治,為了遂行反共復國國策,對於打擊「匪諜」不遺餘力,透過嚴密的情特系統,形成典型的特務政治。許多人只因政治見解不同,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甚至有負責執行的保防單位為了爭功而製造冤獄,遂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總計從 50 年代到解嚴為止,臺灣出現了 29,000 件以上的政治獄,有 14 萬人受難,其中 3∼4,000 人遭處決。
  所幸在這段晦暗的歲月裡,臺人仍不放棄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1950 至 60 年代,先後有雷震、彭明敏等社會賢達,以辦雜誌、組黨、發表宣言等方式,希望能為外交處境日艱的臺灣尋找出路。1970 年代開始,透過有限的中央與地方選舉,政治運動蓬勃發展,黨外成為無黨籍政治異議份子共同使用的詞彙。歷經 1977 年的中壢事件、1978年的橋頭示威,迄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達到最高峰。縱使在當局的大肆搜捕與發動媒體圍剿之下,使得臺灣的民主運動遭遇重挫,然而事件當事人在軍事法庭上的慷慨陳辭,視死如歸的精神,喚醒更多人對於民主的認知。特別是隔年選舉,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紛紛高票當選,無疑用選票平反軍法判決的不當。未幾,民
主進步黨成立,正面挑戰戒嚴體制,執政的國民黨祇得順應民情,在 1987 年宣布解除戒嚴,讓這段悲慘的白色恐怖時期逐漸走入歷史。

第十八章 開發獨裁典範—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
  戰後臺灣經濟,由於在 1950 年代以後成長率十分驚人,國民所得大幅提升,並成功的由農業轉型為工商業,遂被譽為經濟奇蹟。歷數本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過了幾個階段的轉折:
  初期治臺的行政長官陳儀,由於醉心社會主義,乃以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為目標,實施統制經濟政策。惟以公營事業弊端百出,貪污橫行,加上多數臺地物資被運往大陸投入內戰,以致物價暴漲、失業嚴重,甚至發生前所未見的米荒,終於釀成228事件。為了穩定經濟,改組後的省政府於 1949 年先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及幣制改革。不過大量逃難來臺的大陸軍民,加上軍費支出,使得惡化的財政更是雪上加霜,臺灣經濟瀕臨崩潰。所幸韓戰爆發後,美國對臺提供軍、經援助,才使臺灣轉危為安。
  1950 年代,為有效應付通貨膨脹與經濟困境,政府積極介入經濟活動。一方面進行土地改革以提高農業生產力,一方面透過低估農產價值的措施,將農業資源轉移至政府、工業部門,以供軍公教人員與支援工業發展之需。而美援的適時到位,更是戰後臺灣經濟擺脫困局,由穩定至發展的關鍵因素。 1953 年起推動一系列四年經濟計畫,由米糖出口進而推行「進口替代」之工業化政策,以滿足民生物資需求,並平衡貿易逆差,為下一階段的高經濟成長紮下基礎。
  1960 年代的經濟發展則從進口替代轉換為加工出口工業,並達成高度經濟成長。這是因為進口替代政策固然提高國內產業的產能,但也限制了進口,反而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且鑒於美援即將停止,政府須設法走向經濟自主發展。1958 年起率先展開外匯改革,其後又制定獎勵投資條例以鼓勵出口;1966 年高雄加工出口區啟用後,大量農村剩餘人口投入參加生產,加速勞動力集約型出口加工業的迅速發展。1970 年代由於石油危機使得出口受挫,加上經濟規模擴大後,突顯出基礎建設的不足,因此從 1973 年起,便有十項建設的投資推動。除了電力及交通設施外,也興建了煉鋼、石化、造船廠等,使經濟發展逐步移向重化工業。
  1980 年代以後,臺灣已蛻變為工商社會,隨著民營企業的壯大、對美貿易順差逐年加大,迫使政府加速經濟自由化的進行。此外,扶植高科技產業更是本時期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徵。過去 30 年來推行的經濟、產業政策,造成工資高、人力不足、環境污染等問題。為了突破瓶頸,基於技術密集度高、附加價值高、能源係數小、污染少的原則,選定了資訊電子與機械兩個部門作為策略性產業,在政策上予以優惠獎勵,1980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開始營運便極具指標性意義。1990 年 12 月,行政院經建會更指定十項新興工業為重點發展工業,臺灣經濟再一次面臨轉型的關卡。
  總之,戰後臺灣經濟,一方面奉行國民黨政府宣稱的民生主義經濟政策,另一方面又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理念,乃發展出一套揉合二者的經濟政策與制度,名為「計畫式自由經濟」。由於政府掌控著公營企業,加上對民間經濟活動干涉頗多,因而計劃性與統制性甚強。惟實際上受制於國內外環境變化與執行效率問題,民間仍擁有相當程度的活動空間。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是由統制經濟邁向自由化,產業結構則由農商經濟蛻變為現代化工商經濟,而長期養活臺灣的農業則無奈的成了政策與經濟發展的犧牲者。
蔡相煇
學歷: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
現任: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

許育銘
學歷:日本立命館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史學博士
現任: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王文裕
學歷: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任:高雄師範大學助理教授

許世融
學歷: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任: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