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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查詢 / 政府與工會



第 1 章 工會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
 第1節 工會組織的源起
 第2節 現代工會的本質
 第3節 現代工會的角色與功能
第 2 章 政府與工會之互動關係
 第1節 工會對政府之影響
 第2節 工會與政黨之關係
 第3節 政府對工會之影響:工會政策與工會組織之發展
第 3 章 主要國家的工會政策
 第1節 英國的工會政策
 第2節 德國的工會政策
 第3節 美國的工會政策
 第4節 日本的工會政策
第 4 章 大陸時期國府工會政策之歷史回顧
 第1節 聯俄容共時期(1924∼1927.4)
 第2節 南京政府時期(1927.4∼1937)
 第3節 抗戰及內戰時期(1937∼1949)
第 5 章 台灣地區工會政策之形成
 第1節 政治動員與領導
 第2節 經濟穩定與重建策略
 第3節 國際勞工組織的外交聯繫
第 6 章 台灣地區工會政策的發展
 第1節 政治經濟策略下的工會政策
 第2節 工會發展的結構性限制
 第3節 國家機關的政策對工會運作的影響
第 7 章 八○年代工會政策面臨的挑戰
 第1節 五○年代至八○年代的總結
 第2節 八○年代中期的轉型
第 8 章 九○年代的工會運動與工會政策之調整
 第1節 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
 第2節 政府工會政策的調整與因應
 第3節 勞資團體對於工會法修訂的主張
 第4節 工會政策的未來展望
書封面
第 1 章 工會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
  自工業革命以來,勞工階級已漸漸成為社會上人口比例最大的一個階級。早期西方的工業化過程中,機械生產代替手工生產,工廠工業代替家庭工業,而形成壟斷資本的資本家與僅擁有的勞動力做為商品販賣以維生的「自由勞工」兩大階級。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作下,孤立的勞工勢必屈服於握有資本與生產設備的資本家的支配剝削。資本家為追求最大利潤,造成基本勞動條件如工資、工時均極為惡劣,勞工猶如失去人格尊嚴的商品。勞工為爭取生存與改善勞動條件,乃漸漸了解必須透過集體的交涉才能達到目的,於是產生了「工會」以做為勞工永久性的團結組織。
  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工會運動的合法化及企業經營的民主化,傳統的勞資關係正逐漸產生變化。政府已經體認到,勞資關係的和諧對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企業也體認到改善勞動條件不僅是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也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必要手段;勞工也已經體認到,提高勞動生產力,協助企業成長才是改善勞動條件最有力的依據。在政府、企業及勞工三者的共識下,現代的勞資關係正發展出下列三種新的理念:第一、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第二、生產過程的合作關係。第三、利潤分配的合理關係。因此現代工會具有下列三個特質:第一、工會的民主性。第二、工會的企業性。第三、工會的經濟性。
  經過長期的摸索與發展,工會逐漸形塑多重的角色。大體而言現代工會在民主社會中有下列六種可能的角色定位:第一、平衡勞力市場的角色。第二、促進公平分配的角色。第三、加速經濟成長的角色。第四、安定就業與生活的角色。第五、充實社會福利的角色。第六、協助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角色。
  工會組織面對會員、企業及政府的多重關係,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亦逐漸發展多元化的功能:第一、經濟的功能。第二、社會的功能。第三、政治的功能。第四、教育的功能。第五、溝通與調處爭議的功能。第六、研究發展的功能。

第 2 章 政府與工會之互動關係
  工會往往是一個國家中規模最大的社會團體,其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具有雙向與多層面的特質。就工會對政府(或政治)的影響而言,可分別從選舉、立法、行政部門三方面加以探討。
  工會介入政治市場影響選舉不外乎透過幾個方式。第一、運用工會基金敦促會員及家屬登記投票。第二、鼓吹會員及其家屬按工會之意願投票。第三、捐贈競選經費予親工會的候選人。第四、提供人力資源,包括工會會務人員及志願工作者的投入,以協助候選人競選。
  工會在影響政治的過程中,影響政黨與選舉的最終目的在影響立法,行政及司法之手段,而民主國家依法行政,故工會介入政治領域的的重點似在影響立法人員訂定有利工會發展之法律,俾使其在與資方談判協商之過程中有更多的籌碼可資運用。另一方面,由於勞工階層在社會經濟地位中處於弱勢,工會即以勞工代言人自居,對於社會福利立法之促進自是不遺餘力,以爭取中下階層勞工之福利。所以勞資關係立法與社會福利立法能否全然依工會之意願而制定,即可測知工會在政治市場中的影響力。 除了人事任命外工會亦盡可能運用各種方法來影響行政部門向國會研提的立法內容。
  工會與政黨的關係可從兩層次來分析,第一個層次是權力結構的分析;第二個層次是兩者之間的交流運作關係。前者決定了工會的權力位置;而後者則關係著工會的行動策略與實務運作。
  影響工會發展的因素,除了政府有關立法可能造成正或反之影響外,不同的歷史制度與政治經濟結構,將形成不同的工業關係模式,而工業關係模式又決定工會的功能型態。

第 3 章 主要國家的工會政策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介紹四個主要工業國家──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的工會政策與工會運動的演進過程,以瞭解工業先進國家的政府與工會之關係的形成背景。
  英國的工會政策是基於社會的實際需求和工會的積極爭取,所以制度的設計較能針對勞工的要求加以改善,對於工會運動也較能以溫和的態度協助其發展。這種環境孕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奠定了現代福利國家的基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的社會政策除了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之外,對工會運動的發展與勞動條件的改善,並未有特殊的貢獻。在嚴厲的政治統制下,德國的工會不僅無法影響勞工政策,反而受到國家權力的壓制和取締,根本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因此,德國工會政策的本質,是為了防止工會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而由政府全盤倡導和策劃的策略性措施,嚴格說來,德國的社會政策並非以改善勞動條件為目的的勞工政策,而是以反勞工運動目的統制政策。但二次戰後,新政府轉而推動「勞資共同經營制」,奠定了產業民主的根基。
  美國由於地廣人稀,勞力顯然不足,企業為了確保勞力,常能主動改善勞動條件。勞工不滿企業的勞動條件,可以輕易轉換工作或到未開發地從事農業。因此,美國的勞工問題在早期並不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十八世紀末,美國勞資關係受到歐陸的影響,開始產生糾紛,而熟練的勞工也開始組織工會,政府在資方的壓力下,也反對工會運動,直至一八四○,美國法院才承認工會的合法性。
  在英、德、美、日四個主要工業國家中,日本的工會運動開始最晚,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才開始有工會組織。日本的「終身僱用制」、「品管圈制度」,以及政、勞、資三方合作使得日本經濟享有數十年的高度發展而日本製產品也以「精緻、實用、質感性」聞名於世界。

第 4 章 大陸時期國府工會政策之歷史回顧
  本章的目的在於概略地回顧早期工會政策的演變過程,以對遷台後的工會政策做一歷史性的追溯,進而尋求其中的承續性及差異性。
  本章係以政局轉折及大陸時期工會產生結構性變化的歷史匯合點做為分期的基準,分別對聯俄容共時期、南京政府時期,以及抗戰與內戰時期的工會政策做一概要的歷史性回顧。
  中國的工會發展深深地受到政治局勢的影響,勞工運動都是由政治力量所發動、限制或運用,並非以勞工作為主體的自發性運動。
  然而中國的經驗有其歷史特殊性:聯俄容共時期,反帝反軍閥的運動需要勞工運動的支援,工會組織迅速成長,工會運動愈形蓬勃發展;南京政府時期,國共分裂及南京政權對勞工運動的壓抑態度,導致工會組織衰退,工會運動停滯,「消極防共」是當時的首要考慮;抗戰及內戰時期,勞工運動又與民族自救運動結合,同時經由南京時期的「重整改組」與「民眾訓練」工作,國民黨政府在已掌握全國各工會領導權的情形下,積極發動扶植後方工會組織,一直延續到內戰時期。

第 5 章 台灣地區工會政策之形成
  大陸時期國民政府工會政策的主要考慮在於政治上的防範作用。然而播遷來台以後,政府面臨不同的內外結構條件,致使其工會政策的形成也有不同的考慮因素。
  從國家機關與勞工階級或工會之間的結構關係來看光復後的台灣與訓政內戰階級的大陸有明顯的差異:
  1.台灣光復後,很多社會團體都是利用日據時代遺留的各種團體做為改組的基礎。
  2.在日據時代,台灣的勞工組織曾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制。
  簡言之,五○年代國民政府對工會組織的扶植政策乃是以黨團的建立與領導來達到如『民運幹部手冊』中所言:「化工會的力量為黨的力量,使工會成為黨的外圍機構,發揮黨的衛星作用」。
  總的來說,一九五○年代國府在面臨內外政經危機的情況下,對內鞏固政權與對外爭取國際地位,是兩項首要的工作。國家機關的工會政策乃直接受這些內外政經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在擁有高度自主性與強大職能的國家機關積極扶植、策動之下,台灣地區的工會組織在五○年代呈現迅速成長,各公營廠礦及較大規模民營廠礦幾已建立「國家發動型」工會,也奠定六○年代以後二十多年間始終平靜的工業秩序的基礎。

第 6 章 台灣地區工會政策的發展
  本章主要在探討一九六○年至一九八四年工會政策的發展,及其對工會組織的影響。六○年代以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情勢有了顯著的變化;在經濟上,國家機關全力推動出口導向經濟,鼓勵國內外投資;在政治上,國家機關面臨在野勢力的興起,為強化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國家機關也亟圖進一步發展其社會基礎。在此考慮下,國家機關對於社會組織的扶植與掌握,其作用乃從五○年代的「鞏固政權/爭取國際組織地位」逐漸轉為「選舉動員(宣導政令)/安定生產秩序」。六○年代後的政經策略仍促使國家相關企圖進一步扶植、策組中小型廠礦的工會。
  然而由於經濟、社會結構的客觀條件限制,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三年中小型廠礦工會的發展停滯不前。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國家機關面臨內外政經危機;同時七○年代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階段也出現不少較大規模的策略性產業,乃促使國家機關再度展開積極策組工會的行動。此階段工會雖略有成長,但相對於整體工廠數量而言工會組織率仍呈現「低度開發」,以及現有工會大多局限於較大規模廠礦的「失衡發展」現象。
  對於台灣地區工會的低度發展及失衡發展的現象,本章在第二節中進一步將國家政策與工會組織放在台灣特定的社會形構中,來加以探討台灣工會發展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限制。 最後,就台灣地區國家機關與工會組織的互動關係而言,過去國家機關的「統制性工會政策」雖有助於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目標,但也造成工會運作功能的長期萎縮與異化,而導致勞工對於工會缺乏向心力。因此,台灣工會功能問題的關鍵在於外在的支配結構。

第 7 章 八○年代工會政策面臨的挑戰
  本文除簡述自一九五○至一九八四年台灣工會政策的演變外,主要在探討八○年代中期的轉型。
  八○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在勞資爭議上仍維持「家長式」的角色,基本上國家機關的威權地位尚未受到民間社會的挑戰。但產業結構升級的壓力、學術界、輿論界對勞工政策的批評及美國的關切等,促使國家機關開始調整一味追求資本累積的態度,愈加重視「統治正當性」的問題。
  國家機關如果企圖以治標的手段去限制防範工運,將會徒勞無功,反而使矛盾擴大。根本的解決之道應該在於相關政治經濟,以及「國家機關/民間社會」連結關係的合理調整。
  當然,台灣未來的工業關係或工會政策的合理化與民主化不僅涉及國家政策的調整,更重要的還在於工會運動的發展。
  總結來說,台灣地區未來政、勞、資關係的發展,必然同時涉及整體政經體制和政府與民間社會關係的調整,也涉及整體政經體制與國際政經網絡間的關係,因此,國家的工會或勞工政策亦必須配合威權體制轉型合理化的發展架構,從而建立一個政府與民間利害休戚與共的國民政經危機。這一架構的實踐,是政府、勞工及企業三方今後所應共同努力的方向。

第 8 章 九○年代的工會運動與工會政策之調整
  八○年代政府整個勞工政策的主軸是以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為指導原則。
  然而,國家機構既有的工會政策在八○年代中期以後,開始受到民間社會力量的衝擊與挑戰,在九○年代面臨自主工會聯盟的出現終至在工會政策上有所調整因應,最重要的就是工會法修訂。
  八○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條件產生重大的變化。在政治上,隨著黨禁、報禁的開放,政治民主化與多元化給予自發性工運較大的發展空間;在經濟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經濟自由化、民營化,使得勞工的失業危機與相對剝奪感加深。更重要的是,勞工素質的大幅提高與勞工意識抬頭,尤其工會權利意識增長,更促成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
  解嚴後民間社會的自主工運力量逐漸發展,對於國家機關之工會政策構成新的挑戰。由體制外工會運動發展加以觀察,由最早的勞資爭議自救組織逐漸蛻變成協商組織,當然區域性聯合組織在特定程度上仍帶有政治色彩,然而產職業聯合組織的形成則大多傾向於凝聚更大的談判力量。而中央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對於自主工會的態度由早期視為「違法」或「非法外力」,逐漸改為較中性的「未依法」,乃至於企圖在不更動現行體制下,輔導其成立符合工會法令規定之組織。
  工會法代表政府的工會政策,它所影響的不僅是勞工的勞動三權,更涉及雇主的經營,因此在工會法仍待審議的階段,勞方與資方的利益團體基於本身的立場與利益,有不同的主張與看法。本文分別及分析全國產業總工會籌備會,工業總會與商業總會的看法與立場,至於全國總工會的主張很簡單,就是希望維持單一全國總工會,並無其他針對工會法之修正意見。
李允傑
學歷: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公共政策博士
現職: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兼空專行政管理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