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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查詢 / 宋史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時代的特色
 第二節 多元的東亞世界
第二章 新時代新君主的建國大業
 第一節 兵變開國
 第二節 文治立國
 第三節 皇帝的權利與無力
第三章 文人官僚與新儒學傳統的建立
 第一節 科舉與官僚政治
 第二節 儒學的復興
 第三節 理學
第四章 尋求改革之道
 第一節 專制國家的統治難題
 第二節 變法改制
第五章 多元的對外關係
 第一節 宋遼關係
 第二節 宋金關係
第六章 軍事制度與武人地位
 第一節 制度、五舉與《武經總要》
 第二節 武人地位
第七章 經濟發展與科技的進步
 第一節 經濟重心的南移
 第二節 農業革命
 第三節 手工業
 第四節 貨幣經濟
 第五節 科學技術的進步
第八章 城市發展與庶民生活
 第一節 城市發展
 第二節 市鎮的興起與城鄉關係 
 第三節 庶民生活
第九章 交通與貿易 
 第一節 交通與商品運銷
 第二節 邊界貿易
 第三節 海外貿易
第十章 衝突與協調
 第一節 社會衝突 
 第二節 政治社會中的邊緣人
 第三節 和戰與政治衝突
 第四節 政治與社會協調
第十一章 地方社會的組成
 第一節 地方武力與豪強
 第二節 家族和婦女 
 第三節 佛教和道教
書封面
第一章 導論
  從唐末到宋代的大變革時期,發生了經濟重心的南移,和經濟、農業、科技的革命。這些新的發展促進了知識的普及和人們的創造力。這些新的發展促進了知識的普及和人們的創造力。因此頗多史家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宋代歷史的特色是: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強化,士大夫透過擴大的科舉考試而崛起。新興的士大夫支持新朝,與君主配合,達到政治相當穩定。同時,士大夫為了延續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採取的策略是置產,延名師教育子孫,和團結族人,共同努力。社會也因此安定。
  政治和社會的安定帶來宋代在思想、文學、歷史、藝術、和科技各方面的偉大成就。儒學的復興促進新的思潮,而出現了理學。科技發明是空前的:無論在鋼鐵的生產,航海技術的突破,武器的革新,農業方面新品種的引進和灌溉技術的改良,都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地。
  宋人處在東亞的多元國際關係中,大部分時期採取理性的對外政策。雖然北宋亡於女真,南宋亡於蒙古,但是宋人的高度文化成就有利於與少數民族的互動和民族融合。

第二章 新時代新君主的建國大業
  五代在中國歷史上素有亂世之稱,宋建國於其後,重新統一了當時分裂的中國,並且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這是新君主人為的力量,還是客觀環境有以助成?本章從宋朝前三位君主的作為著眼,首先探討宋太祖為何沿襲五代遺風藉陳橋兵變奪國,並透過他對軍隊的統馭力以及他在兵變中所展現的道德形象,說明宋已結束了前一個時代武人擅權的問題,並為新時代建立了忠君的政治倫理。再描述宋太祖與宋太宗如何藉由收精兵、制錢穀、奪權柄等措施削弱地方,集權於中央;又如何從制度上分割相權,實現君主獨裁。史家習稱此政策走向為「強幹弱枝」,而這不但是強中央、弱地方,也是強君主、弱臣僚。宋太宗並以開科取士大量進用文人官僚,同時刊刻群書鼓勵文風。但是在皇帝世襲的繼承辦法下,太祖、太宗完成了制度,卻無法保證繼位君主有著和他們一樣的過人的精力、能力以及興趣,坐好皇帝這個位子。身為第三代君主的真宗,雖然也曾努力追隨先人遺規,最後卻只能靠著神道設教,用天書安慰自己,用聖文體現皇權。結果君主的權力便旁落在宰相與後宮手中,這讓我們看到在制度上要求專制的君主,在現實上的無力與無奈。

第三章 文人官僚與新儒學傳統的建立
  追求獨裁的君主,需要官僚的支持與協助,宋朝以科舉制度進用官員,雖是承自隋唐,但也與太宗選定文治政策有關。宋朝皇帝並以殿試等各種制度,讓讀書人感受到他們的官位還有因做官而有的種種好處都來自皇帝。不過,政府雖以利祿誘人,經儒學教養的士人們卻在經典中培養出「以道自任」的襟懷與「以天下為己任」的自我期許。范仲淹正是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在他主導下進行的慶曆改革雖然並不成功,同時引發政治上惡質的黨派之爭,但是宋代的士風的確由此而振作。
  儒家經典的研讀雖有利祿為誘因,卻也走出了學術的新方向。重建秩序是北宋儒學的主線,古文運動、慶曆興學甚至道學家們都關心,並參與政治革新的活動。不過相對於外王的政治事業,理學家更關心個人道德修養的「內聖」工夫。認為這才是建立安和有禮社會的根本。理學家從探索宇宙的本源著手,並肯定他們所推論出的萬物生成次序就是所謂的天理,聖人則根據這自然之理來制定人世之禮。他們相信透過儒家經典的學習與個人心性的修養鍛鍊,可以讓「天理」落實在每個人身上,從而實踐每個個人完全的人性潛力,建立一個「合理」的世界。所以他們雖然致力於學術,卻仍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

第四章 尋求改革之道
  宋在政治體制上雖然建立了君主獨裁,一掃唐末五代以來的亂局,但在具體的社會經濟政策上,初時只是繼承唐末五代的制度而稍加補強,並未作整體性的檢討與處理。獨裁的君主靠著龐大的官僚群與軍隊,協助他統治帝國,為了餵養他們,君主向人民徵收兩稅、商稅,並且經營各種專賣事業,再利用運河將這些收入運到中央。
  不斷增加的官員與軍隊人數,還有他們的開支,也就是所謂的冗官、冗兵、冗費,造成了沈重的財政負擔,也對社會經濟形成莫大的壓力。冗兵的出現與對外戰爭有關。至於冗官的生成,則是起因於宋代官制疊床架屋的做法。宋除了繼承唐代既有的官職體系,又承襲了唐末五代因應現實需要新增加的職官;而且為了維護君主獨裁而新設職官以求事權的分割與牽制。因此而引發的問題,在仁宗時期陸續浮現。雖有范仲淹所領導的慶曆改革力求人事行政的革新,但卻因為遭遇到舊官員們強力的抵制,而有如曇花一現。直到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相得,才針對社會經濟與行政體制作全面性的改革,史稱「熙豐變法」。但是王安石一方面加強生產,一方面裁抑兼併的改革方式,並未得到所有官僚的支持。新舊雙方不但在政治、經濟利益上有所衝突,在學術理念上更成對立之勢。彼此互相攻詰,鬥爭激烈。最後新法派雖然得到徽宗的支持,卻只能製造假象的繁榮,又遇上女真自東北崛起,汴京被攻陷,北宋就此滅亡。

第五章 多元的對外關係
  從西元十世紀到十四世紀,東亞的國際局勢是多國並立,呈現多元的國際關係。中原的宋朝不再是唯我獨尊的天朝。從北亞和東北亞的契丹游牧民族及游牧兼農耕的女真民族,以及蒙古游牧民族相繼崛起,建立遼、金和元朝、與宋朝的漢族發生貿易,戰爭及和平的關係。遼夏金元四個政權造成中原的朝代更迭,對於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也促成了民族之間的融合。
  宋遼間基本上是對等的兩國,在澶淵盟約締訂之後,和平相處。宋夏之間則戰和不定,與遼形成三國鼎立的形勢。三國都為了自身的利益,尋求盟邦,維持國際間的均勢。
  十二世紀初,女真興起建國,十年之間,攻滅遼宋。至南宋和金的和議成立後,金朝成為東亞的霸主。這個地位於十三世紀中葉後為蒙古繼承,中原由外來的征服者達成統一。

第六章 軍事制度與武人地位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較全面採行職業化軍隊的募兵制的朝代。為了穩固政權,宋廷建立了相互制衡的軍事制度,以文武相制及將從中御的原則,來防範軍權的擴張。同時,為了強調讀書對治國的重要性,自仁宗開始,宋廷設置武舉來選拔軍事人才,但由於宋廷的實施方式,是重視謀略之學的測驗及以教育、訓練的方式培養才德兼備的武將,而缺乏實質有效的培養人才辦法,不但引起當時士人官員的批評,也促成武學的設置。
  不過,武舉是士人在文科進士激烈競爭下受挫者的選擇,中舉的人雖然身為武臣,卻無意於軍中發展,多尋求轉換文官。而且當時的考試方式及社會價值觀,也將武舉人視為士人。這種武舉與武學的設計與發展模式,可以看出宋代文人社會所了解的武學知識,將武變成文的附屬品。
  從宋廷編纂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軍事理論和指導戰爭的軍事百科全書《武經總要》,也可以反映宋人對武學的觀點。這部書共四十卷,除有理論、歷史、實務之外,更詳細調查記錄下邊防軍事地理與要塞的資料,及大量的各式兵器裝備的圖錄,可以體現宋代文人士大夫關心國防、掌握軍政、籌畫邊防、指導戰略及以文御武的事實。宋朝對於武學的了解既然如此,透過武舉所拔取的人,也以能側身士人為榮,顯示武人的政治與社會地位要低於文人一等。
  宋代的武人,更由於宋廷實施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兩個基本國策而受到壓抑。自唐中葉以後,由於環境的變遷,武人的政治角色日益重要,文人階層也逐漸凝成,不過武人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不僅成為政局嬗變的主導力量,更是政權轉移、地方勢力興起的重要因素,新興的士人階層,在政治上淪為武人附庸的地位,但兩者的關係卻漸趨對立。
  為了扭轉五代大將專兵的局勢,宋太祖推動杯酒釋兵權,解除大將兵權之後,更透過科舉考試,拔擢更多以文才仕進的新興士人,成為主導朝政的官僚。宋廷為了鼓勵士人讀書應舉,不僅有各項優惠學生與舉子的措施,並有不殺士大夫及宰相當用讀書人的遺訓,以及派遣文人出任領兵作戰的主帥。宋廷更在行政制度上,分散軍事主管的權力,推動兵將分離的辦法,使將不習兵、兵不習將,以及在士兵的臉頰、手臂或手臂上,刺上部隊的番號,使軍人成為社會上被歧視的一群人。在宋廷一連串措施下,武人受到歧視,地位遭到貶抑,當時人甚至認為,即使收復燕雲十六州,也不如在三年考試中考上狀元受到社會的推崇,難怪一般士人志在舉業,不在沙場。
  宋代雖然因朝廷政策的實施,造成文武地位失衡的現象,但在現實環境中,又要依賴軍人武夫以衛社稷。為避免武人反彈,宋廷也有種種補償性的措施,如容許軍隊及軍官兼營及從事土地投資、經營商坊、店鋪等活動。在禮法的要求也比文臣來得寬鬆,如武官遭逢父母死亡,可以不必罷官服喪。這些作法,固然顯示宋廷在政策推行時有現實的考量,卻也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的多數人並不看重武人,加上如狄青、岳飛等知名武將遭忌的悲慘下場,更說明宋代是文武對立、武人地位低落的時代。

第七章 經濟發展與科技的進步
  從唐末到宋代,經濟持續的發展,其內容是經濟重心的南移,貨幣經濟的出現,商業貿易的活絡,和都市與市鎮的興盛。同時,農業領域的成就有新品種的引進,耕作和灌溉技術的改良。這些進展減緩了人口增長的壓力。科技和工業的進步更是驚人。宋代發生了煤鐵革命,發明了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這些新的發明和發現增加了人們的知識,促進人們的創造活力。
  宋代經濟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並沒有帶領中國到科學和工業革命。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對於科技的發展既有幫助,也有限制,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八章 城市發展與庶民生活
  宋代由於國內外貿易蓬勃發展,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使商業快速成長,在全國各地紛紛興起或發展商業中心。此外,原有政治、軍事為主的城市,也相繼出現商業興盛的景象,這些城市彼此聯繫,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商業網。而這一發展與自北宋以來長期穩定和平、交通發達、商品稅收制度、農業及手工業產品的迅速發展、雇傭勞動合法化、農村剩餘人口轉向城市等因素,都有密切關係。尤其隨著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海外貿易興盛的南宋時代,江南的城市更有顯著的發展。
  宋代由於人口往城市移動,形成幾個不同等級的城市,都城開封和臨安都是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鄂州、成都、泉州也是擁有五萬戶以上的城市,另外更為數眾多的是五千到五萬戶及一千至五千戶大小不一的城市。這些城市分佈遍於全國各路,並非集中於某一地區,顯示城市發展的普遍性。宋代商業發達,以往作為城市區劃和管理的坊市制,由於坊牆被毀,居民面街而居,沿街建屋,開放店面,使封閉的坊敞開了。同時,城市的範圍也不再限於城郭內。
  商業活動吸引人口向城市集中,造成城內空間發展的問題,出現了城內街道和河道被侵佔,以及向城外擴展的現象。為了方便商旅與貨物運輸,宋朝也在城市改善交通,並增闢城門。這些景況,都說明城市原有擔負軍事政治上護衛角色與區隔城鄉的性質,已經明顯改變,反映中國社會經濟向近代發展的歷程。
  市鎮的興起是宋代商業繁榮的另一個特徵。這些新興的市鎮,有的起源於鄉村中定期聚集交易的墟市,有些是位於鄰近城郭與交通要道的草市,更有一些因商業發展,有了固定的市街和長期的營業,朝廷因而在此徵稅。由於商業活動的多樣性,使宋代市鎮出現了城市衛星市鎮、生產型市鎮、轉運型市鎮及消費型市鎮等四種發展類型。這些市鎮多介於城鄉之間,雖趨近城市,但仍保有農村社會的色彩,因此吸引士大夫官僚、豪強地主、工商業者及農民居住,但隨著商業發展、市區擴大,沒有城牆的市鎮,成為城市與鄉村連成一體的中介地帶。
  宋代城市和市鎮的發展特徵就是商業活動的頻繁,居民結構的多元化,形成城市活動多樣化,市民生活多元發展的文化風貌。像宋都城開封和臨安,住著各式各樣、各行各業的人群,交織來往,有各種娛樂表演、熱鬧的宗教文化活動,享受多樣的飲食。這種興味相殊、雅俗共存、多彩多姿的城市生活景象,和鄉間的儉樸、單調的生活,形成強烈的對比。此外,城市中同時是各種階級混雜、交融的地方,有利於各種社團發展,推動社會文化活動,如文人雅士在城市中聚會、休閒、社交和飲宴,組成各種名目的詩社,就是宋代社會庶民生活多元化最好的說明。

第九章 交通與貿易
  宋代經濟發展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如農業的改良,使產品精緻化與商品化,工商業的發達,城市的興起、便捷的水運與陸路交同和完善的運輸管理制度,都是促進國內貿易活動與勃興的重要因素。在此發展下,兩浙的臨安府、江東的建康府、湖北的鄂州等地,都成長為區域經濟發展中心。
  除了國內經濟活動繁盛外,宋朝與遼、夏、金、元長期南北對峙,不論基於經濟上南北物品交換的必要,或是宋朝作為政治運作的資源,都透過制度化的規範,使邊境貿易在榷場內進行。透過榷場進行邊境貿易,不僅利於財政稅收,也便於管理。因此,成為宋朝對遼、夏、金、元及大理貿易的主要形式。宋遼分別在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設經常性的榷場,與西夏則以保安軍、鎮戎軍為榷場。宋金的榷場則有盱眙軍、楚州的北神鎮、楊家寨、淮陰軍的磨盤、安豐軍的水寨、靈邱縣的齊冒鎮等地。宋與大理的榷場則以雅州、黎州、嘉州的銅山寨及邕州橫山寨為主。榷場貿易由官方主導,交易的方式及物品由宋廷掌控。由於利益歸於朝廷,宋朝又禁止若干與軍事國防有關的物品出口,雙方也曾因衝突關閉榷場,而阻礙南北物品的交流。不論為商機或取得物資,都衍生出走私貿易的蓬勃發展,這是兩宋長期存在的貿易現象。
  隨著工商產品的發展及航海技術的進步,加上龐大的軍事支出,宋廷亟需開發新稅源。因此,發展海外貿易,不僅成為宋朝重要表徵,更是南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之一。宋廷在重要貿易港口,設置市舶司,專責推動和管理海外貿易,制定許多管理和規範的法令,並派官員主持祈風祭海的儀式,積極招徠外商,以活絡海外貿易。宋朝更隨時代與環境的差異,開闢了新的貿易港口及航路。當時二條主要對外貿易的航路,一是通往高麗和日本的東海航路,以密州、登州、杭州、明州、溫州和秀州、江陰、澉浦為對外貿易港口。一是通往南中國海及印度洋的南海航路,重要的港口是廣州。而泉州則是兩條航路的交會點,在南宋時期迅速發展成最重要的貿易港口。
  由於航運的發達,使宋代的海上貿易,取代唐代以前陸路的絲綢之路,成為新興的發展方向。海外貿易的勃興,不僅使宋代經濟活動遠及東亞世界,更使中國由陸權轉向兼具海陸二面發展的國家。此外,由這些海港所推動的海外貿易,對中國東南地區的交通網絡和市場的擴大,以及農產的商品化等方面,均有著長遠的影響。

第十章 衝突與協調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與社會變動激烈的朝代。宋朝的政治雖然沒有其他朝代的激烈動盪,但由於重文政策的實施,使經由科舉入仕的士人官僚,關心國政、推動改革變法,卻由於政治立場與政見的歧異,形成黨爭。到南宋則由於對金和戰的爭議與皇位繼承問題相結合,成為引發朝政衝突和政爭的重要因素,這些政治衝突也是宋代政局不穩定的要素。
  宋代的經濟與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也造成社會矛盾與衝突。這些衝突包括兵變、民變、商人的變亂和少數民族的叛亂等四方面。雖然叛亂的規模不如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和洪秀全,但卻是層出不窮,是中國史上變亂的高潮期。激發變亂的原因有由走私貿易引發衝突、土地兼併、賦役繁重、移民利益的矛盾、軍隊受壓榨等因素。從變亂的規模和時間看來,單由農民領導的叛亂案例不多,規模也不大,反而是由私販茶、鹽的商人所發動的叛亂最值得注意。商人長期從事販賣,奔走各地,與各地人民建立互利的關係,熟悉地理形勢,又擁有自衛武力,一但爆發變亂,不僅易於擴大聲勢,活動的時間和區域也比較大。此外,由大將如苗、劉、酈瓊所發動的兵變,則對南宋政局構成嚴重的威脅,也是政治不安的因素。
  在政治社會的變動中,由於宋與北方的遼金政權對峙,出現了中原百姓反叛新統治者而南下的歸正人,及由於經濟環境變動迅速、競爭激烈,在都會區出現不少依附於繁華社會的下層民眾,如乞丐、奴僕與技藝人等,成為當時政治社會環境下的邊緣人。這中間以南宋與金、元對峙時期的歸正人最為典型。
  歸正人是在北方殘破,受新政權壓榨或苛擾,以及響應宋廷號召而南下歸宋的。他們雖享受到宋廷的各種優待,但處境與宋金和戰變化而有不同,有的並不被宋人信任。由於宋金和戰政策丕變,南北地域觀念以及他們南下動機和觀念的轉變,影響宋廷與歸正人之間的互信,激起他們叛宋投蒙,並成為蒙古亡宋的重要憑藉。在宋代經濟繁榮和城市發展的同時,也出現為數眾多的娼妓、乞丐、技藝人等社會底層人物,這其中,娼妓與技藝人雖有貧富之別,但他們和乞丐、流民、奴僕一樣,都是身份低賤的社會邊緣人。
  宋代的政治與社會,雖然有著種種矛盾與衝突,但朝廷與社群乃至個人,也透過制度或非制度的安排,做了許多改善和促進和諧的工作,如在政治上宋廷是以緩和漸進的方式推動變革,以降低阻力,到南宋,允許地方武力存在,也以言官作為調和政局的角色。這些做法,都是與時俱進,順應環境而修正政策,目的就是要避免衝突。而更多士人在推動全國性變革受挫後,轉而關心鄉里事務,由士人群體甚至與地方政府合作,致力於社會福利工作。如社會義役、義莊、賑饑、施藥乃至經界、推排的方式,杜絕富家兼併,以及由官府出面協調、仲裁,以化解糾紛,目的都在化解社會的對立。
  總之,由於宋代政治的包容,制度性的救濟政策,和由富人知識分子共同組成的救助團體,發揮互助精神,改善貧富不均,消弭衝突,促進社會與政治的和諧。

第十一章 地方社會的組成
  宋代實行強幹弱枝政策,將軍政大權集中於中央,削弱地方武力。但是因應國防和地方實際的需要,必須利用地方的勢力。南宋時修改強幹弱枝的政策,允許地方武力的成長,在加強國防和地方的保障方面,很有貢獻。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武力既利用也限制,但是無力做到完全的控制。
  同時,新興的士大夫關心和提升家鄉堮a族的利益,紛紛在家鄉置產,並且強化家族成員的團結。在地方上也投入公益事業。婦女在家族中的角色重要,她們的地位並不像以前學者主張的那樣低落。
  儒學的復興和排佛影響到佛教的儒家化。佛教和道教在宋代都廣受社會大眾的歡迎。尤其彌陀淨土的信仰成為佛教的主流。
陶晉生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歷史系博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東吳大學客座教授

黃寬重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劉靜貞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